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的著作《中国当代文学主潮》近期推出第二版。近日陈晓明接受京华时报、腾讯文化联合专访时，谈到这本理论著作的一些特点，以及自己文学研究观点。对于大学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陈晓明认为主要是知识谱系薄弱和缺乏深刻个性化的思想，而这种深刻的个性化思想对整个民族的发展都十分重要。

　　谈当代文学研究

　　1942年划分法应该成为常识

　　京华时报：您的著作《中国当代文学主潮》近期推出了第二版，很多人认为1949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您为何把它定在1942年？

　　陈晓明：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常识性问题给纠正过来。我提出这个观点最早是2003年在北大讲课时，因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在1942年发表的。这个讲话非常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就是把延安解放区的文化作为一个中心方向，这个讲话直到今天依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有影响。

　　京华时报：有专家认为您这本著作作为地方院校的大学中文教材，是不是相对太深奥了？

　　陈晓明：这本书的最终呈现，跟我们主编的意愿确实有所出入。我不认为地方院校的学生就偏爱浅显的文学史。我自己的体会是，我在21岁时开始读黑格尔、康德以及商务印书馆的那套汉译学术名著，那都是深奥难懂的书籍。当时也只是一知半解，但我从中受益良多，至今还留存着当年的感受。另一方面，还大量收录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当代文学现象，这段时期实在丰富生动重要，否则就愧对“当代”二字了。

　　京华时报：前不久，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去世引起不少关注，他的一些观点主张对您有什么影响？

　　陈晓明：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我非常敬佩，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把我们过去中国现代文学掩盖的东西挖掘出来，我们过去完全按照一个政治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待文艺作品。不过，他的研究也深受新批评派的影响，所以他对政治性很强的作品是有排斥的。我个人的文学研究观点和他是比较接近的，但对政治性比较强的左翼文艺，我也不戴有色眼镜来看待。因为我看到了它的合理性，也看到了它的必然性，当年看郭沫若的《女神》，巴金的《激流三部曲》，都是怀着多大的一种激情。但之后的一些作品，比如从柳青的《创业史》开始就太概念化，政治性太强，结果它就变成一个纯粹的概念化、观念化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