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术学院8位老教授回信中，高度肯定美育对塑造美好心灵的重要作用，强调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美育工作的指示精神，发挥美育的育人作用，本刊特刊发专家学者文章，敬请读者关注。——编者

　　观点提示

　　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重要的是塑造新时代需要的美好心灵。

　　美好心灵应当是纯真之心、良善之心、尚美之心和信仰之心，也就是拥有真、善、美、信等多重品格之心灵。

　　当前，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重要的是塑造新时代需要的美好心灵。

　　何谓美好心灵

　　美好心灵，从中国传统去理解，不是时下那种单靠表面“高颜值”而博一时人气之人，而是具有内在“美质”的高素养之人。《礼记·礼器》说过：“礼，释回，增美质，措则正，施则行。”这里说“礼”能消除邪恶，增进内在本质之美，用到人身上则无所不正，用到做事上则无所不成。《韩诗外传》卷八指出：“虽有良玉，不刻镂则不成器;虽有美质，不学则不成君子”，强调即便具备内在美好资质，也需要“学”才能终究成长为“君子”。“美质”的原义都是指美好的内在品质或素质，显然偏重于个体德行修养，也就是“内美”而非“外美”。所以，美好心灵主要是美好的德行修养而非外表长相;而拥有美好心灵的人，正是拥有美好的德行修养而又能知行统一的人。

　　美好心灵应当有着丰富而又深刻的内涵，它更多地指向个体的美好心灵或精神境界。

　　首先，美好心灵应是一颗纯真之心，即纯朴、率真、真诚。倡导“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李白，赞扬西施之美在于“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颜”。西施的魅力流传古今，就连荷花见了也会害羞，可见李白对纯真之美的向往。白居易说“回眸一笑百魅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真正的美是纯真的和无修饰的。

　　其次，美好心灵应是一颗良善之心，即为人善良、友爱、乐于助人。杜甫说“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感叹李白虽才华超群却无用武之地，虽道德崇高却无人理解，由此呼唤惜才崇德的社会风尚的形成。

　　再其次，美好心灵应是一颗尚美之心，即懂得借助于感性的符号形式而想象地把握人生与世界的意义。刘禹锡写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宵。”假如诗人没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就不可能走出“自古逢秋悲寂寥”的传统阴影而产生“秋日胜春朝”的新体验;也正是由于他有着汉语诗律的高超修养，才可能把上述人生新体验上升为不可遏止的豪迈“诗情”，最终吟咏出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

　　最后，美好心灵应是一颗信仰之心，即对人生、世界、宇宙有着明确而坚定的信念并付诸行动。于谦《石灰吟》这样刻画“石灰”：“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里借助屡遭锤打、焚烧和粉碎的石灰形象，凸显出坚守高洁情操的人生信念。

　　总之，美好心灵应当是纯真之心、良善之心、尚美之心和信仰之心，也就是拥有真、善、美、信等多重品格之心灵。这样的理解虽不足以概括美好心灵的全部，但毕竟也可揭示其不可缺少的重要维度。

　　中华美育精神涵养美好心灵

　　人的美好心灵，虽与天赋有关，但不可仅仅归结为天赋，而应当尤其注重后天的持续养成。这就需要传承和弘扬中华美育精神。

　　中华美育精神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应当是中华多民族共同生存境遇及其文化传统长期孕育的产物，显示出这一传统对美育情有独钟，体现出这一传统对美育具有高度依赖性。可以简要地说，中华美育精神的核心内涵之一，在于强调通过审美与艺术途径去涵养个体的美好心灵。

　　孔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提出了儒家所标举的“君子”的养成途径：首先是从《诗经》的感发中兴腾起来，身心愉悦;其次是心悦诚服地接受“礼”的秩序的规范;最后是在“乐”的心神激荡中走向成人的高峰境界。孔子自己的教育方式就带有“从游”式教育的特点，即是一种弟子跟随老师在实际的社会交游中结合具体情境而涵养人生技艺和人格境界的教学方式。

　　这种“从游”式教育方式的美育性质受到现代美学家王国维的肯定：“且孔子之教人，于诗乐外，尤使人玩天然之美。故习礼于树下，言志于农山，游于舞雩，叹于川上，使门弟子言志，独与曾点。点之言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由此观之，则平日所以涵养其审美之情者可知矣。之人也，之境也，固将磅礴万物以为一，我即宇宙，宇宙即我也。”这里从现代美育的视角，阐发了孔子的“从游”式教育的现代意义。孔子那时所心仪的育人目标在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志向于道，根据于德，依存于仁，畅游于“六艺”之中。这里的“六艺”在当时并非指今日之艺术，但毕竟可以包含它(例如“乐”)。

　　这种古典美育传统在今天仍有其积极的传承价值，可以统合到现代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多种方式的美育途径之中。由此可以说，中华美育精神的当代意义在于，把美育视为立德树人、涵养美好心灵的一条根本途径。

　　在新时代，广大青少年的成长和教育正面临突出的矛盾。一方面，他们需要为将来承担起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努力学习，顺利成长和成才;另一方面，他们的成长过程本身却不得不面临诸多社会矛盾及其挑战的严峻考验，例如全球化进程加剧的后果日趋显著，开放时代的多元价值观相互共存和竞争并竞相产生诱惑作用，网络社群中的自由无序以及撕裂现象有增无减，消费文化正不断营造出众多冗余的“艺术垃圾”，等等。

　　在此空前复杂的情形下，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仅需要加强理想信念、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思想品德教育，而且需要将所有这些思想品德教育内容都通过美育途径去渗透或涵化，也就是通过自然美、社会美、科技美和艺术美等多种美育途径去实施，以便在“润物细无声”中塑造出一颗颗新时代的美好心灵。拥有美好心灵的人，才有可能真正成为这个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鉴于此，在当前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对于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意义。

　　多种美育途径塑造美好心灵

　　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美育人，涵养美好心灵，应当注重多种具体途径。

　　首先，以美导真。就是以美的媒介系统和符号形式唤醒青少年的情感体验和想象力，引导他们自觉地迈向追求真理的轨道。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里通过对庐山崇山峻岭景观的切身体验，得出了一条重要的哲理性结论：假如要获取事物的全貌，就必须跳出局部的限制。这种在审美体验中获取的活生生的形象的道理，正如马克思所主张的那样，往往远比那些严整的学术论述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恩格斯这样论述巴尔扎克：“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无比精彩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他汇编了一部完整的法国社会的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审美与艺术确实能够通过其特有的审美媒介和形式去打动观众，产生通向真理的向心力。

　　其次，以美润善。就是以美的形象去滋润青少年的道德世界，让他们把道德规范不再看作是外在的强制，而是视为自觉的愉快和享受。孔子就强调音乐对“移风易俗”的突出的作用：“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这里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是说，要想转移社会风气、改变民间习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方式了。翻译家和批评家傅雷深谙中华美育精神的精髓，能够秉承这种精神而融化外来艺术的美育作用：“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且不说引我进音乐王国的这件次要的恩泽。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比我年轻的一代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芬，和对他伟大的传记家罗曼·罗兰所负的债务。表示感激的最好的方式，是施予。”他不仅从贝多芬音乐中获得善的感召，而且更进一步把贝多芬以及罗曼·罗兰所“施予”自己的，又“施予”他自己的读者们，试图给予他们以相同的感召力。

　　再其次，以美树信。就是以美的形象、品质及其深长余味去帮助青少年培植信仰或信念的种子，直到它长成参天大树。《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酷爱19世纪俄罗斯文艺，从中吸取了丰厚的养分，总结成自己的独特信仰体系——“苦难哲学”，一种在人生中无论遭遇何种艰难险阻都永不放弃、永远乐观地进取和奋斗的坚韧信念。他在给妹妹兰香的信中这样写道：“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但我们一定又要从我们出身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从思想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性……首先要自强自立，勇敢地面对我们不熟悉的世界，不要怕苦难!如果能深刻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痛苦难道是白忍受的吗?它应该使我们更伟大!”这样的“苦难”信仰体系，并没有多少高深莫测的抽象理念，但蕴含浅显而又深刻的人生哲理，给千千万万青少年读者带来勇敢而坚韧的生存信念，激励他们奋发向上、奋发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