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杜郎口模式”不能复制照搬 课堂改革要因时、因地、因课制宜

　　主持人杨东平：怎么有效推广改革模式？上午介绍六种不同模式，你认为哪一种模式值得推广，或者有没有唯一模式特别需要推广？

　　刘坚：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在我个人看来，上午六个发言是不是叫六个模式，我没有想好，我个人感觉总体上都有贡献的东西更多一些，无论来自青海民族地区学校，尤其学生之间辩论发生很大变化。如果有这样基本判断，几个不同类型实验都在内在不同价值，都有成功之处。

　　主持人杨东平：这种模式究竟能不能在其他地方得到有效推广？比如每天有成百上千教师到杜郎口学习，但这个模式能不能得到实现？

　　刘坚：相当多地方有非常成功的复制，但是也有地方非常不理想的复制，影响因素非常复杂。我们在网络上曾经看到这样的案例，杜郎口中学我认为进步意义，远远大于中间可能存在问题。

　　主持人杨东平：枝江推行什么模式？

　　刘坚：最早几所初中学校学习杜郎口模式，参观者大多数感到心灵震撼，没有想到学校还可以这么办、课还可以这么上，这是给参观者很大的震撼，也有说当地做不了。像老师如此乐观有复杂因素，校长很欣赏他。因为山东整体教育改革环境，使我们老师心态更眼光一点，我愿意谈一个话题，我个人有一次接受采访，课程改革存在教师，败在领导，课程改革成功基于每个课堂，让学生每一天享受课改给孩子成长带来快乐，因此成长一定依赖于教师，但是在中国自上而下相对集权制中间，管理者对于教改制约因素远远大于我们想象。

　　南山小明局长离开南山有一段时间，有各种各样声音，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问题。就是因为某一个管理者的变化，就可能使学校发生变化，所以课程改革推进素质教育，我们前边会长谈到外在、社会、人事无法改变，更多是呼吁，但是我们教育内部即使大环境不能改变情况下，我们教育系统是不是尽最大努力，我个人认为就我所掌握无论教育部、无论地方，远远没有把我们本来能做的事情做到位，教育部门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主持人杨东平：今天下午讨论和上午讨论揭示教育改革的两种路径，一个是自上而下，另外一种自下而上自发的，包括像杜郎口模式推广，包括新教育实验推广，这两种模式已经给我们很多启示，能看到改革的希望。郭会长对这两种路径有什么评价？

　　郭永福：我认为这两个应该两个结合。

　　刘坚：我个人基本感受，因为有很普遍性自下而上，普遍性只有20%，因为有这样广泛普遍性一线教师基层改革，所以对课程改革、教育改革抱着非常乐观的态度。因为我们自上而下，或者管理系统自身问题，我保持非常大的犹豫。

　　张云萍：我刚才谈话好像给大家一种误导，认为我那么乐观的人，来自于校长的器重。其实我觉得有发言权的，因为在五年前我差一点辞职，因为不满足当今教育。就是因为08年青州教育倡导改革、解放思想，一次讲话之后我忽然有一种意识、有一种觉醒，我意识教师春天来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再抱怨，抱怨没有什么用。很多老师都在抱怨，但是抱怨你解决问题没有？实际改革最大阻力在于我们自己，当你遇到问题了，你只是抱怨，你有没有采取行动，行动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我的阳光心态来自于08年自己的改变，因为我的改变所以才引起校长对我的器重，才为我以后诸多方面打下基础。也给自己提供发展的机会，也为我们学校、为我们学生带来机会。

　　主持人杨东平：还是强调个人能动性、主动性。

　　张云萍：对。

　　王旭忠：我认为应该从上而下、从下而上两个方面结合，首先从下而上，先基层有积极因素，取得成果，赢得上级领导重视和认可。我们08年和北师大合作搞跨越式的时候，我们首先培训教师，有20位教师到河北丰宁学习，学习之后由二十位教师进行改革，他们在改革过程中取得明显成果，这个时候校长你不是要成绩吗？这些老师成长很快、这些老师成绩提升很快，那么就引起校长注意。同时家长都要把孩子送到实验班去，在社会引起一定反响，从基层。

　　同时我们实验老师他在成长的时候，对学校的发展提出很多的要求，这样就把我们课程改革很深层的东西揭示出来，教学专业发展向哪个方向发展？需要什么？这个时候校长就犯难要解决，然后我们请主管部门人大、政协来调研，利用这样机会我们就把他们引进我们课堂里边去，让他们观摩、去听课。像我们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带着政协、自治区人大教育委员会，这里边有大学教授、有教育官员，像教育厅处长、市教育局局长他们要陪同，到现场的时候我们书记、县长也要陪同，去了以后看我们，看了之后很震惊，我们主管教育高厅长，专程抽一上午时间，和我们老师交流、看学生成果、听老师课，听完之后他说听了课我很震撼。

　　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我们还写文件当中，比如我们县委每年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等等方面，这样就把我们课改变成县委政府的一个行动。写到政府工作报告里边，反过来就促进教育行政部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实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来目标到年底是要进行考核，我们通过两个层面，当然我们中间遇到困难，调动两个积极性，一个教师积极性、一个部门积极性。我们中间校长包括我们教研，管理中间出现脱钩，我们现在重点解决这个问题。

　　主持人杨东平：刚才王局长给我们提供很生动的案例，基层教育改革怎么成长起来？我们今天了解信息来看，除了像新教育，跨越式发展，由政府推动另外担心就是山西，准备全县用三到五年全部推进。如果一个省全面推行新模式，对中国影响意义非常重大。比如说这种格局在山东没有出现，杜郎口中学还是一枝独秀，这次刘延东去了以后，对山东有推动作用。的确看到新的教育模式推动出现新的变化和新的形势。究竟一种教育模式有效推广和复制大家都知道很难，大家都希望崔校长到我们学校就好办，但是崔校长只有一个，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熊川武：我首先可以肯定回答，我本人实践证明一种教育改革，假如还有一点效果是可以推广做下去的。比如我做了20多个省市，从95年做到今天，假如真的不能推广，我早就去华东师范大学教课，没人找我。以前是地市级单位跟我合作，现在新疆自治区全面推广这个东西。

　　主持人杨东平：现在是不是离开华东师大？

　　熊川武：没有，我们校长对我这样行为特别支持，他两次去新疆都打电话给我，反复跟领导讲，我这种改革精神一定支持他。我觉得困难肯定有的，但是真正有效推广，怎么推广？

　　第一先做一个课改的学校给大家看看，你理论传播、你思想介绍给别人，我们现在很多东西搞研究为实，你搞一个给我看看。上海首先周校长学校可看，后来到深圳搞文汇中学，青岛搞崂山三中，崂山三中当地最好的初中，校长说这个学校虽然老百姓、政府认为他好，就是我们拼体力的时候拼更多一点，科技含量不高，这是他的真话。做出榜样，不是让人们机械性模仿，让人们知道这个可以干成。

　　第二就是让广大老百姓、领导、老师、政府部门认可。我们搞基础教育改革，我到任何地方开始的时候，不准当地学校告诉教研员，教研员搞法跟我们搞法不一样，教研员他们尽管搞教学改革也很内行，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统一考试，风险意识比我们更强。我要向社会、老百姓、领导承诺，搞这个东西照着我的要求搞，包括升学率在内只升不降。

　　很多大学教授不敢搞高中，你就敢搞，你就不怕把别人升学率搞垮。我参观之后跟校长说，我没有能力搞垮，本身就是很低，低的不能再低了。我每门学科先弄懂、记牢、用活。做懂效果最好，听懂速度最快，但是效果最差。结合起来做，我学生面临高考之前，知识点就这么大，要巧记巧背。考600分提高40%，一本提高20%，我最高兴最后面学生提高8%，我们升学率原来90%左右，现在一下提高99。5%。局长看到当然是好的就全部推广。

　　主持人杨东平：你的成就非常令人敬佩。为什么愿意放弃在上海华东师大舒服的生活走南闯北？

　　熊川武：实话实说，我首先做上海，然后江苏、浙江、深圳都是经济发展的地区，我们大学教授也很穷，也要搞一点科研经费。那时候我为了一点科研经费，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但更重要我是搞中国能够在世界上叫得起教育理论，老实说我这样教学理论，你们没有时间听我完整介绍，那和国外比一比。为什么跑到新疆那里去？搞经济发达地区，包括海淀我也搞过，这是民办学校，我们康健校长是原来校长，他要退了找一个校长，就找到我，请我请好多次，有一个前提，这是很有经济实力民营企业，昨天我来的时候，许智宏校长还在我们学校，北大也很关心这个学校，搞很多东西诱惑我、激励我。

　　我确实有这种想法，我把这些东西搞到西北地区，我一去就给新疆自治区教育厅设计多民族教育。他们很欢迎。

　　主持人杨东平：看来还是有一点追求的。我觉得从陈教授、熊教授看到陶行知的影子。

　　郭永福：刚才我们探讨这个课题，涉及怎么看待、怎么对待教改先进经验？我认为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教学优化贵在德法，这没有争议，争议在教无定法。

　　我们学习的时候首先要学习精神，至于说具体做法要因人、因地、因课制宜，不能生搬硬套，比如现在讲的最多先学后教、还是先教后学的问题，我认为应该从实际出发。还有一节课讲多长时间？是不是一定要硬性规定，精神我可以理解，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度的问题，讲与学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是老师讲的越多就等于学生学的越多，也不是说老师讲的越少就越把课堂还给学生，关键看老师讲什么、怎么讲。

　　有的地方我听说规定，上课铃一响，老师不允许在课堂讲，我觉得有点绝对化。传授知识还是老师很重要的职责，当然这个老师不光传授知识，要教书育人，言教不可忽视，所以我觉得到底老师上课时间讲多少要从实际出发，也就是我们模式不能复制，能学习、能借鉴但不能照办照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