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北京十一学校召开的教育年会上，一位旁听的外校老师向作完主题发言的潘国双提问：“你觉得十一学校与你之前所在的单位相比，有何不同?”潘国双曾在北京一所高校任教6年，2009年从北师大数学系博士毕业后来到这所中学。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我不喜欢太多人管我，也不喜欢被规章制度限制，限制越多，就越不想干事。”但这位年轻博士每天都马不停蹄，有时累得“像刚生完孩子的产妇”，却依然乐此不疲。

　　36岁的潘国双在课程研究院领衔课程“数学V”的开发。2012年10月，校方还为他成立了“潘国双高端数学研究室”，让他和学校里最有数学天赋的孩子待在一起。当时他教的是高二，根据正常的安排，去年他应该跟上教高三。但为了潜心课程开发，他提出不跟高三，也如愿以偿。

　　建设“家”一样的学校，是去年与来自上海的同行交流时，十一学校工会主席马玉琴的报告题目，而这也契合潘国双对十一学校的感觉：自由自在。

　　让人感到自由而非被控制

　　十一学校的老师累，有目共睹。该校从去年开始实行小班化教学，每个教学班最多不超过24人，这使得老师教的班级增多，工作量翻倍。按高二学部主任王春易的说法，一位老师大致要承担这些工作：课程的开发和课程的实施，落实个别化教学，兼顾教育的责任，在各种分布式领导中负责某项工作。

　　上海迎园中学校长祝郁在十一学校学习期间，好奇地问授课的老师如何克服职业倦怠，“但他们说根本没有这个概念”。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刘伟发现，如果与十一学校的同事谈论房子、车子或者去哪里旅游等话题，“很难引起大家的兴趣”，“他们的兴趣点都在学生，都是教育”。

　　在职业倦怠感突出存在的基础教育界，这群中学老师的精神状态确实令人惊讶。

　　一群外地教师在一个周末参观十一学校时，在教室里遇到不少伏案工作的老师，当他们得知这些人是自愿前来，而且没有加班费时，有人嘀咕：“那他们干嘛来呢?”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十一学校老师常说的，“我们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在经历“课堂成长年”、“课程成长年”之后，十一学校的老师今年迎来了“反思年”。“要静下心来，找到真正的问题”。校长说，接下来的3年，选课走班下的小班化课堂教学是重大的挑战，“只有应对好，学校才会安全，才能始终保持优质教育的状态”。

　　十一学校的改革不搞一刀切的模式，但强调共同的价值追求。发动老师研究制定《北京市十一学校行动纲要》，是李希贵出任校长后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弄清楚我们到底要干什么，提倡什么，主张什么，反对什么，这是任何变革的一个基础。”他说，在课程改革之前进行学校行动纲要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学校文化‘股份制’，让价值追求成为每一个人的事，而不是校长的事。”

　　从2007年的暑期工作会开始，共有475人次参与了三轮次的大讨论，校方收到各类意见和建议684条。于振丽老师说，从教数十年来从没有这样与同事们酣畅淋漓地争论过。从那以后，这样的争论成了他们工作中的一部分，一名外校来的挂职干部因此惊讶于他们之间的坦诚，“甚至担心他们会打起来”。

　　“这个争论的过程让行动纲要成了大家共同的作品。”魏勇说，在激烈的交锋中，一些老师固有的想法开始动摇。2009年11月，学校召开教代会对行动纲要的试行进行表决，以97.4%的赞成率获得通过。其中对教师职业的定位，成为引用率颇高的“名言”：教师从事的是世间最复杂的脑力劳动，在学生今日之爱戴与未来之追忆中，寻找富有乐趣的教育人生。

　　十一学校认为，优秀的领导者能让人感到自由而不是感到被控制。为此，学校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行政的力量，这里的老师不会被要求写教案，学校也不检查他们的考勤、课堂教学及批改作业的情况，想怎么上课都行，只要有利于学生。而且，只要是学生喜欢的老师，学校就可以包容他的某些“缺点”。

　　数学教师潘国双几乎不给学生留作业，因为他读中学时最烦老师这一点;语文老师黄娟开设的“立人·表达”选修课，追求“真实的表达”与“表达的真实”，上学期的“考试”，是同学们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戏剧——“洞穴之光”。

　　“我很难想象学校能给我们这么大的自由度。”贾祥雪老师说，“学校不要求一些琐碎的形式，解放了我们很多时间。”